佛教自经由中国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后，从飞鸟奈良时代直至江户时代，中日两国以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交流持续不断，学问僧不断西渡，取回汉籍文献甚为丰厚。特别是自禅宗发达之后，从十二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，在日本文化史上还出现了以佛教寺庙为文化中心地的“五山文化时代”，这是一个经营汉籍传播极为发达且成就极为辉煌的时代，所以，日本的佛寺便成为收藏中国文献典籍的巨大宝库。
日本佛教寺庙的汉籍特藏，如关东地区的轮王寺，中部地区的真福寺，关西地区的石山寺、高山寺、三井寺等，皆拥有珍典秘籍，其中不乏绝世之宝。但寺门有宗规，不容外人窥目。近代以来，虽间有披露，然学术界真正能得以睹物过目者则极为少矣。蒙日本佛教大学的照应，特别是吉田富夫教授（日本佛教大学副校长）的斡旋，更由于丹羽香女士（日本中央学院大学专任讲师）和清水茂先生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）的悉心安排，使我得以首先进入日本中部地区的寺庙，经眼秘籍。
在日本的寺庙特藏中，“真福寺本”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。早先黎昌庶氏《古逸丛书》中，曾著录有八世纪时代日本人写本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一种，并《?玉集》一种（皆为残本），此即系“真福寺本”。本世纪以来，有两位日本学者曾经传递过关于“真福寺本”的讯息。明治三十八年（1907年），后来成为日本“近代中国学”奠基者之一的内藤湖南，当时作为新闻记者途经名古屋时，曾经拜访过真福寺。同年7月28日，他在大阪《每日新闻》上以《名古屋的宝物》为题，报道了在真福寺经眼的古本。尽管文字语焉不详，但这是首次披露真福寺汉籍珍本的收藏。三十年之后即1935年，东京帝国大学的黑板胜美博士，根据当年内藤氏提供的线索，对名古屋真福寺的典籍进行调查。黑板胜美博士报告该寺有日本国宝级典籍三件——即八世纪日人写本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（残卷），同时代写本《?玉集》（残卷），唐人写本《翰林学士诗集》（残卷）。此外，尚有宋刊本数种。自黑板胜美博士报告之后，六十年以来，再未见有学者提及“真福寺本”，更无有评述者。
我前几次在日本期间，向朋友打听真福寺，皆不知其详。名古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，曾遭受美军空中轰击，除车站旁的几条小巷外，全城被夷为平地。我心中有老大的疑惑，这真福寺及其所藏之珍宝典籍，大概已遭兵燹，不禁悲怅。
丹羽香女士帮了大忙，经她多方的调查，证实真福寺为真言宗智山派之大本山，属空海大师一宗。原寺的确已经在1945年的战火中被毁灭，今名古屋香火旺盛的“大须观音”，即系该寺之后身。原寺所藏之典籍文献，现由该寺宝生院掌管。经与寺院诸长老协商读书事项，寺院方面表示，既然是从中国来访书，理当同意接待。但是否可以出示国宝，此事尚需持主亲自批准，并且需视当日天气而定，如天冷、阴湿、雨雪等，则皆为不宜。又寺庙收藏，实系私家性质，故开库时尚需要付一笔费用。我完全接受这些规约，于是，便约定了观书的日期。
真是天不助我！前一天还是晴空万里，当日却是一个雨天。我感到此次试欲经眼珍宝秘籍，似为奢望了，但若能拜谒寺庙，确认文献的存在，也是一件有益之举。
接待我们的是大须观音宝生院法务执事冈部快晃（俊光）法师。我们递上日本佛教大学的公函，被延领入室。法师和顺热情，在用过抹茶之后，谈话即转入正题。原来，真福寺的汉籍，主要为十四世纪该寺二代持主信瑜的收藏。如是，则此地的典籍——无论是写本或是刻本，皆不会晚于元末明初之时。据冈部法师谈，真福寺原来建立于歧阜羽岛的木曾川与长良川的交会点上，其地名“大洲”，亦名“大须”。当时，二代持主信瑜与奈良东大寺东南院法师圣珍交好，圣珍遂将一批唐人写本与宋人刊本赠予信瑜，——此即为今日之汉籍“国宝”与“重要文化财”，最早便藏于歧阜羽岛。十七世纪初，德川家康执掌军政大权之后，分封其子到名古屋，是为“尾张藩”。1612年，德川家康下令真福寺迁入尾张，——即今汉籍国宝所藏之地。德川家康于1616年还亲临尾张新真福寺，阅读和汉古文献，故尾张藩主对真福寺之特藏尤为重视，多次着人点检文献，加盖官印。这次我所见的多种本子上，皆有“尾张国大须宝生院经藏图书寺社官府点检之印”之朱文方印（印约一寸五分五厘见方），首尾又常有“寺社官府再点检印”之朱文圆印（印直径约一寸），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名尾张藩主以官方的名义进行整理的标记。
冈部法师在谈话中说：“昭和十年（即指上述1935年黑板胜美博士的调查）东京大学的先生来这里，说这么好的文书，一定要造地下室特藏起来。寺院方面听从东京大学先生的这个提议，造了一个特别的地下室。十年后，美军轰炸，地面的建筑烧尽了，唯独这些宝籍在地下无恙。幸亏东京大学的先生啊！今天，北京大学的先生专程来敝寺，我想还是看一看原物为好。”对于末一句话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差了道，可是，丹羽女士已经会心地笑了。
跟随法师走过曲折的回廊，再换一次鞋，便步入地下通道，几个转弯后，便不知道东西南北了。冈部法师用密码打开了厚约30公分的钢门，又接通电源，在开启第二层铁门后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间约50平方米的特藏室。室内中央及正对着入口处的墙旁，皆有一列柜子。一面墙上悬挂着四张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颁发的“日本国宝证书”。
法师递给我们白色的工作手套，便从柜中取出一卷轴，脱去绫缎包袱，我们屏住呼吸，慢慢地展开——这便是举世无双的唐人写本《翰林学士诗集》（残卷）了。
《翰林学士诗集》全长二丈一尺二寸一分（706cm左右），宽九寸一分（30cm左右）。文字有界，乌丝栏边，界长七寸一分（23．6cm左右）。每行十七字至二十字不等。纸质与我曾见过的唐人写本相似，属黄麻纸类。此书中国历代诸家书目皆不载，本书系残卷，卷末与全文隔一行书“集卷第二”，旁注小字“诗一”二字，故不知道此书编著者姓氏，也不知道全帙卷数，甚至不知道正式书名。今题《翰林学士诗集》，系据十九世纪日本目录学巨著《经籍访古志》所载。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卷六著录“《翰林学士诗集》零本一卷”，题“旧钞卷子本，尾张国真福寺藏”。森氏题识曰：“现存第二卷一轴，简端缺撰人名氏，不可考。……（是书）旧题《翰林学士》，亦未详其谁。今检书中所载，许敬宗诗居多，而目录每题下称“同作几首”，似对敬宗言，则或疑敬宗所撰欤？……是书洵为初唐旧帙，……天壤间仅存之秘籍，零圭碎璧，尤可宝惜，不必问其作者而可也。”据此则可知《经籍访古志》所言之《翰林学士诗集》，即今名古屋大须观音宝生院藏本。森立之于《经籍访古志》此项之末，又引江户时代目录学家小岛学古语曰：“壬寅冬月，泊热田。浅井正翼携真福寺经藏典籍见访，狂喜。展观中有是集，背书代宗朝‘赠司空大□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、上都长安西明寺沙门释圆照□’云云。古香袭人，殆千年前本也。”此处所言“背书”云云，系指此卷纸背乃钞写《不空三上和上表制集》第五，为日本平安时代（794－1185年）之遗迹。
今检《翰林学士诗集》，前有《目录》，其文曰：
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一首奉敕制并御诗
五言辽东侍宴临秋同赋临韵应诏并同作三首并御诗
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同赋光韵应诏合同上九首并御诗
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□举旧迹应诏及同上五首并御诗
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问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
五言七夕侍宴赋韵得归衣飞□一首应诏
五言侍宴延庆殿□同赋得花间鸟一首应诏并御诗
五言侍宴抄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
五言后池侍宴迥文一首应诏
五言奉和?棋应诏并同上六首并御诗
四言奉陪皇太子释贡诗一首
从“目录”看，皆系侍宴应诏之作，然“目录”不具作诗者姓氏。我统观全卷，则作诗者自唐太宗李世民之下，约有许敬宗、郑元?、于志宁、沈叔安、张后胤、张文崇、陆?、杨师道、褚遂良、岑文本、长孙无忌、朱子奢、上官仪、高士廉、郑仁轨、刘泊、刘子翼等十八人，皆系初唐贞观－永徽年间近臣。全卷诗作凡六十首，虽系侍宴应诏之作，然今《全唐诗》皆未著录。昔日日本人市河世宁作《全唐诗逸补》，此六十首诗无一采入，显然他也未曾见过此卷。
此卷“目录”中《五言辽东侍宴》与《五言春日侍宴》处，有前述“尾张国大须宝生院经藏图书寺社官府点检之印”朱文方印，纸背有朱书“东南院本”四字，确系原奈良东大寺东南院藏物，十四世纪归属于真福寺。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年）审定此卷为“日本国宝”，昭和二十七年（1954年）“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”正式认定为“日本国宝”。
“真福寺本”中被认定为“日本国宝”的汉籍还有两件。一件为八世纪时代日人写本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，今为残卷；一件为同时期日人写本《?玉集》，今亦为残卷。此二宝皆被编入《古逸丛书》，故不赘述。
我在真福寺中经眼的汉籍珍典尚有宋本六种，皆已经被认定为“日本重要文化财”。其中，《新雕中字双金》、《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》等都是很有趣的文献。
《新雕中字双金》一卷，是宋代民间使用的类书，也是知识分子科场应考的参考书。此书为北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刊本。全本三十六叶，今缺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共四叶，实存三十二叶。此书按部门分为“玄象、四时节令、地土草木、帝德、道释、鬼神、戎狄、文教礼乐、宗族、军武、刑教、职官、屋宇器服、鸟兽、人事、农田、肢体性情、虚实语数色”凡十八门。封面正中题书“新雕中字双金一部”，左右两边分书“此本今将经籍子史重加校勘近五百余事件错误”、“并以（已）改证，甚至精详，己酉熙宁二年十月望日印行”。此本左右双边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耳十二字，双行有有二十六字。卷首有《双金序》，序末题“皇宋景德四年闰五月”（1007年）。全书末有“刊记”，其文曰：“此书曾因检阅，舛错稍多，盖是自来递相摸搭，刊亥为豕，刻马成乌。误后学之披寻，失先贤之本意。爰将经史，逐一详证，近五百余事件讹误，今重新书写，召工雕刻，仍将一色纯皮好纸装印，贵得悠□□□书君子详识此本，乃是张家真本矣！时圣宋己酉熙宁二年孟冬十月望日白”。封面有“尔王”朱文藏书印，不知为何人。
古人演绎《周易》，自万物起源、生命创生达于占卜勘合，层出不穷。真福寺藏《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》一卷，即为以《周易》为依托，讲述杂占解卦之书，在民间销路极好。此卷原系册子本，后又改装成卷子本，中间多有错简，原书名已经失传，书叶中间有“绍圣新添周易神煞王篇”、“六十四卦火珠林并杂占解卦共一部”等文字，故以《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》命为书名。原册字叶每半叶十四行，俗书细字，每行约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。文中有“此本勘正纳甲飞伏，甚至精当，益得学者，亦不乖误买者认真的”等文字，这确是当日的广告刊文，煞是有趣。此卷中有“怪梦”、“盗贼”、“病患”等于研究民间信仰与习俗，至为有益。
此外，被认定为“日本重要文化财”的尚有《礼部韵略》与《僧史略》，以及《玉篇》（残卷）六卷和《广韵》（残卷·上声部），凡四种，也极贵重。
冈部法师还热情地邀我观看了其他许多文献。他从列于中央的柜子中，拉开一层抽屉，指着说：“这些文书已经几百年了，但无人来寺庙中整理，先生如果有兴趣，我们愿意提供条件。”我信手翻来，其中和文文献居大多数，间有汉文文献。我为法师之诚所感动，我想这“真福寺本”还真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宝库，有待两国的知人学者未来的合作。
待我们重返地面的时候，名古屋已是一片夜色。法师领我进了大殿，一起向观音菩萨合十致意，感谢神施万福于我们。分别时，冈部法师表示有机会时，将把我方才看过的文献做成复本，全部赠送。我在感谢之余，问起观书的费用。法师莞尔，说：“先生专程来研究，我们应该提供条件，应该的，的确应该的！”日本语在表现上具有“体面主义”特征，冈部法师连说了三遍“应该的”，我就完全明白了寺庙的友好的表示了。
雨已经停了，大气似被洗过的一般，清凉爽快。夜幕中，我又拜谒了歧阜羽岛真福寺旧址——凭吊方才经眼的汉籍国宝从奈良迁入名古屋的三百年中转之地。但见庙宇的廊柱上挂着醒目的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书：“德川家康因缘，开运大须观音”。两侧有白幡树起，上书：“名古屋大须观音之古里／大须观音”。淡淡的月光笼罩着宁静的庙宇，寂静无声。六百年前，以《翰林学士诗集》为镇库之宝的一批汉典，便储藏在异国的这座小庙之中。直到六百年后这个冬日的深夜，它的故里才有后人经百般寻访，专程来此凭吊。我站在庙门之前，久久徘徊，待我返回京都的住所，已是翌日的凌晨了。
（又记：1999年10月17日，我又拜访了名古屋大须观音和真福寺的旧址——歧阜羽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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